當「自由社會」不再有「合理使用」 @ Map of Mind Log★脈絡地圖

2006/09/18 14:22

文/iThome (記者) 2006-02-26

智慧財產權不應僅是關心「財產」，而是應該被當做是一種攸關民主社會發展的「政策」來處理，而「合理使用」在網路時代的「自由社會」裡，應該扮演的角色，便是這個科技政策不能迴避的首要課題之一。

劉靜怡／臺灣大學國發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數位時代的來臨，原本讓大家充滿「自由社會」──更多資訊內容和資訊來源、更不受拘束的發言尺度和空間──終於隨著科技進步而來臨的憧憬，然而，最近一連串美國網路企業如Microsoft、 Cisco、 Yahoo和Google等配合中國網路管制政策的作法，儼然成為自由社會死敵的極權統治者手下執行者的新聞不斷出現：例如：Google在中國推出網路搜尋引擎，而這個搜尋引擎排除了中國政府認定為敏感的資訊；Yahoo提供用戶資料給中國政府，後來導致一名記者入獄。

這些現象層出不窮的結果，甚至還勞動美國國務院宣佈成立特別小組，嘗試協助美國網路科技公司因應其他國家的網路管制政策，以敦促其他國家的政府讓資訊流通更為自由。此一網路「不自由」現象，固然值得省思，不過，更值得深究的，是幾家重要的網路公司最近在美國國會裡所提出的說法：

Microsoft 助理法務長Jack Krumholtz說：為了求取平衡，微軟及其他美國網路公司與中國政府接觸所創造的益處，遠超過資訊自由受到限制的壞處。Yahoo的財務長 Michael Callahan則指出，任何美國公司在中國經營時，終將面臨一個抉擇，那就是：與中國政府的法律妥協？或者離開？

把上述的句子調換幾個主詞和受詞，我們不難發現：在數位科技不斷發展的趨勢下，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也同樣面臨在網路所造就的「自由社會」裡，逐漸變得「不自由」的類似處境。因此，倘若我們支持各國網路公司不該屈服於控制資訊自由流通，侵害言論自由的政府，那麼，我們也該邏輯一貫地支持數位時代裡的合理使用自由，否則，數位科技的進步，反而極可能變身為創作和創新的阻礙，導致人類循序漸進仰賴前人累積的創新和創作活動，備見艱辛，甚至極可能出現「反公共資源」或「反公有地」式的悲劇：也就是當許多財產權人都執著於行使權利以保護自己的私益時，他人使用其財產權的成本自然提高，因而不免導致其財產利用程度極為低落的現象，形成和我們所熟知的「公有地悲劇」，處於另一個極端的悲劇，反而有悖於在法律制度上透過賦予財產權保護此一手段的援用，以鼓勵創新和創作的原旨。這應該是身處數位時代的我們，在思考「自由」與「控制」兩者之間關係時，不得不謹慎以對的現實局面。

因此，當我們面對有人認為DMCA和科技保護措施條款之類的著作權立法，乃是將何謂應該受法律保護的「裝置」，或「裝置」的定義權交給極力擁護著作權產業的一方，因此直指其等於放手讓「商業力量」制訂法律，並且由國家公權力在背後提供支撐的立場時，或許便不該被當做是過激的指責來看待。試問：既然「盜版」已經是著作權法明訂的非法行為，在諸如臺灣這樣的貿易談判弱國，甚至將之訂為具有刑罰效果的非法行為，何以還需要DMCA和科技保護措施條款之類的著作權立法？

倘若這類立法的出現，是出於「保護科技比規範人簡單」這樣的理由，那麼，眼前這些因應數位社會而出現的立法，或許正是Neil Postman所形容的「科技獨佔權」立法了：在Postman於九○年代初期所定義的「科技獨佔權」這種文化狀態和心智狀態下，「科技造神運動」幾乎無可避免：科技成了因為資訊過多而窮於應付的社會尋求慰藉和秩序的來源。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立法者似乎忘卻了著作權法做為一個規範日常資訊生活的系統，其不完美和不效率，正是其守護民主的最終力量所在，反而透過政治力量進行另外一場更浩大的「科技造神運動」。

現有的智慧財產權法關切焦點，不僅遠離了當初立法的理想，甚至在回饋已經產生的作品作者之餘，限制了尚未出現的作品誕生的機會。換言之，現今著作權法的發展趨勢，應該可以說是走到了非「一般人民」所能控制的地步，不見得有利於「民主」的發展。或許，從關心民主發展的角度，來觀察著作權法的發展，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何以智慧財產權不應僅是關心「財產」，而是應該被當做是一種攸關民主社會發展的「政策」來處理，而「合理使用」在網路時代的「自由社會」裡，應該扮演的角色，便是這個科技政策不能迴避的首要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