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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opinion about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a lot of discussion to this topic, and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climate changing and the social complexity wer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t the primary argument. Here we noted the current argument about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Hayden and Rosenberg both basically agree the population-resource imbalances,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explanation to the same factors: population pressure, resources competition, and increased sedentism. At last, I would propose to consider the Man-Land relation models and the regional complex analysis, when the hypothetic-deductive method are showing synthetic tendency. I think that the Man-Land relation models would offer some advantage to explain the archeological records.

摘要

　　本篇文章主要回顧關於定居和農業起源的討論。過去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不少，主要針對人口壓力、氣候變遷和社會組織複雜化這三項因素，而我們在此將最近對人口壓力因素的爭論再作整理。Hayden 和 Rosenberg 都認同「人口－資源的不平衡」，但他們對人口壓力、資源競爭和定居的因果關係有不同詮釋。文末筆者提出 人－地關係模式 對於人類活動區域性整合的分析，同時也建議將此模式作為參考，在綜合性的假說詮釋模式日益受到重視的趨勢下，也許可以對考古資料的解釋提供一些靈感。

　　「定居、社會組織的複雜化、人口成長、動植物馴化」這幾個字眼在新石器時期是彼此密切相關的。考古資料顯示，自現代人與大猿分家以來，一直過者採集、 撿食或獵食的生活在居處上也多半以小隊群的方式四處遷移遊走，直到一萬年前左右開始有了人類定居、馴化植物、人口規模迅速增長….等普遍的全球化現象，雖 然各地發展的速率並不是十分一致。

　　而這種農業生計適應的轉變一旦起了頭，它的開展便極為迅速，直到今天全球大多數的人口都是倚賴他人種植的作物維生，以游牧方式過日子的族群也是寥寥可數。仔細想想，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原本過得好好的採集生活，是什麼觸發了史前人類定居或者農業的靈感？

　 　在從前，農業革命被視為一直線發展的過程：25人左右的採集游牧隊群發展動植物馴化，然後這些人開始定居建立較大的社群( Lwein 1999, p215 )。定居和社會複雜化被解釋為農業適應的後果，新石器時代的轉變被標誌為從簡單到複雜的躍進。然而隨著考古資料的出土，各種新的解釋模式越來越多，現在理 解到更新世晚期的狩獵採集者的生活方式沒有想像中單純。

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個要釐清的概念是「農業也許不是有意識的選擇」，當牧羊人好？還是做農夫好呢？我們就自己的生活經驗，很自然地會認為種植作物比採集狩獵好的多了。風 險低，又安定，不是嗎？但我們是不是太過理所當然去推測這一切？在一萬年前，第一批農人出現以前是無例可循的，誰會知道狩獵採集好，還是努力耕作好？

　 　另一個要釐清的概念是「狩獵採集和生產糧食的行為，並不是非黑即白的那樣界線分明」，事實上有些游牧族群會從事低密度的火耕種植，而有些農民也不一定選 擇定居，或者密集地經營土地。以考古資料來說，在約旦附近的一個出土遺址，專家們發現這些定居社群的生計型式是混合了狩獵、採集，還有一些馴化的作物，然 後才全面加入成為農業社群。

　　先釐清這兩個觀念，再去思考史前時代定居的原因，比較能幫助我們重新設定問題。

早期的爭論

　　對於新石器時期生計和居住型態的重大轉變，Binford 早在1983年便對各家說法提出了綜合性的整理：

　 　從早期C. Darwin & H. L. Roth假設農業的起源是由於 "knowledge"， 人瞭解種子會長成植物，農業就必然會產生。其後，學者們著力於探討：在何種程度的壓力下人會修正他的行為？怎麼樣的壓力會使人克服問題、利用環境而成為農 耕者？循著這樣的概念，Gordon Childe 提出了Oasis Theory 。然而Robert Braidwood檢視近東地區農業出現前的環境變化並未發現主要的乾燥時期，如此，便相當程度地質疑了Childe 的Oasis Theory。

　 　Braidwood 也提出了 " settled in " 的說法，認為人 settled in 什麼樣的地方，就會熟悉當地環境、利用資源，而這種漸進主義式 ( gradualism ) 的論點，在二次戰後依然持續著。而同時代中亦有其他的論點：人口壓力是促使技術革新出現，以及更複雜社會政治組織的主要因素。關於這個議題，爭論相當多。 主要因為人口壓力的增長和定居( 農業 ) 的產生有著雙向的關聯，孰先孰後？各家說法不一。加上這論點提出之初，一直有所謂 "人口學上的 " 爭論，也有些學者乾脆宣稱這些爭論都是未經實驗的，無法充分證明的。

　 　接下來的討論，考古學者們加進了生態的因素，探究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民族誌學家與熟悉農業起源環境背景的專家也有精采的論戰。在60年代時，人 類學家對喀拉哈里沙漠的Bushmen做了詳盡的民族誌，由於一時之間並沒有其他的民族誌計劃有這麼徹底而科學性的引導，大家都將這一群 Bushmen人生活的影像理解為：介於史前時代和現代之間。即使，現存的考古證據與民族誌描述的情形恰恰相反。這種情況在80年代才有了更改，新的意見 指出，現存的狩獵採集民族和史前時代的人群，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變異性的：以前以為只與農夫有關聯的特徵-定居、遠距離交換、技術革新、福利……－－其實 也會在許多採集社會出現。( Lwein 1999, p217 )
伊甸園的說法也從考古證據中得到不少支持，從Kent Flannery 在Turkey的發現和 Niederberger在 Mexico的發掘來看，人類首次定居是因為找到了小型的伊甸園，當居住時日已久，資源逐漸耗竭，人類迫於生計，便有補充生產的農業活動出現。

　　總括來說，對於定居和植物馴化的解釋大致有氣候改變、人口壓力和社會因素這三大項，前兩項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但近年來，則是社會內部的複雜化因素受到比較多的關注( Lwein 1999, p217 )，但本篇報告擬就人口壓力這一因素再作討論。

人口壓力、定居與領域競爭

　　全球人口數量在一萬年前左右快速增加是一項事實，但其與定居、動植物馴化的因果關係究竟如何呢？關於此點，學者們爭論激烈。

　　Michael Rosenberg認為，對於定居生活的解釋中， social models 與民族誌資料相矛盾而招致了更多的問題；adaptive models 也由於對演化過程的錯誤理解而窒礙難行。另外，從定居的事實來看，定居的益處，並非真的那麼 " 有益 "，而這也印證了適應模式的矛盾。

　　Rosenberg嘗試探究人口壓力與演化過程之間的關聯，主張定居情形的增加是由於人口壓力而首次產生的，同時也是在人口壓力下所作出的選擇。Rosenberg
進一步提出，定居增加的主要益處是為了在競爭越發激烈的情勢下，確保最具生產力的領域。而在定居的增加上還有一種趨勢：對於低生產力及防禦風險高之地都偏好捨棄。

　　即使眾所週知，居無定所、四處遷移可能是最有效的降低風險的策略，然而不論其表面上的益處如何，日漸增加的定居情形為狩獵採集者帶來了重大的風險。而事情是公平的，定居的增加使得 ( 原就存在的 ) 週期性資源短缺，導致資源耗盡的可能性提高；可利用的範圍和高質量的資源為之縮減，同樣的社會壓力也增加。

　 　Rosenberg理解到 "人口壓力是文化演進的驅力 " 面臨批評，但Rosenberg指出那些批評主要是針對早期的、陳舊過時的、過分簡化的觀點，同時也是細節不夠詳盡的觀點。而被標明缺乏人口壓力的證據， 事實上是缺乏人口成長的證據，以及因此而令人心煩的---尋找潛在的、更有意義的界線，那些屬於強烈衝突和營養攝取的壓力界線。

　 　對於 "人口壓力是什麼 " 以及 " 它如何運作 "這兩者不夠正確的理解，助長了錯誤的印象---認為一般人口壓力模式與區域性模式是不相容的，而以歷史事件地域性的特殊關聯來解釋農業或定居。為了代替 人口壓力的模式，各種純粹的社會和生態模式企圖解釋定居生活的種種，而這些早已被充分證明過了。然而這些模式招來的問題，就像它們提出的解釋一樣多，通常 又強化了對演化機制的錯誤理解。

Rosenberg對於人口模式的推論有四：

針對Rosenberg的說法，Brian Hayden提出反駁：

　 　Hayden基本上也同意人口---資源的不平衡。在大部分的舊石器時期中，由於技術改變少，維持低人口數是相當合理的。然而，Hayden認為在舊石 器中、晚期的人群，會試著維持他們的人口在一般的資源壓力之下，以避免連續的、不受控制的出生發生。至於在舊石器晚期、中石器時期文化演進過程中突然的變 化，可見當時必有新因素出現影響文化的改變。

　　Hayden推測這新因素是可依賴的生產和長距離的儲存餘糧，以及由此而起的搶奪競爭。換言之，此時糧食的盛產情形多過糧食的短缺情形是可以理解的。而上述的這些發展都和Rosenberg所主張的順序不同，與Rosenberg所主張的定居關鍵因素也不同。
Hayden的論點主要有三：

　　Hayden也一再重申，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而導致天擇的加速進行 ( 如疾病、極端氣候、食肉動物、剩餘糧食的搶奪 ) 是相當值得注意的，而非如Rosenberg所說，天擇的加速單獨由人口壓力造成。Hayden認為，所有的這些壓力偶然的驅使人去發展生計所需的技術， 但因為整個系統主要維持著一種動態平衡，因此能使那些來自於資源壓力的小插曲，對生計的影響降到最低。尤其在週期性氣候變化的影響下，不論人口壓力多低， 人們一樣遭受食物需求的困難。根據這一點，高效率的取得 ( 糧食 ) 和技術的進展，開發了新型態的物資安置處，使資源不會被過度開發。

　　Hayden主張糧食生產的剩餘是出現在定居增加之前。而如果這種發展同時在世界各地發生，Hayden推測這就是使基本的技術革新迅速普及的原因。

　　Rosenberg 著重人口壓力和資源短缺，而 Hayden則強調技術改變才是比較關鍵的因素。

換個新想法-人地關係交互作用的取向

　 　探討人類在地表上活動的學科相當多，經濟學是，地理學是，社會學是，生態學也是。就經濟學而言：資源有限，而人類的慾望無窮。人類最基本的欲望就是謀生 而改善生活，因此便產生許多活動，即經濟活動，也可稱為謀生活動。經濟學的研究是為了妥善利用有限資源，使人類慾望獲得最大的滿足，而經濟地理學者比較注 意的卻是整個區域的研究。

　　以經濟 地理學的角度舉個例子來說，甲地原先是交通不甚便捷的地區，所有居民原本的經濟活動是稻作，二十年後我們所看到的是：幾乎全數改為花卉、蔬菜這種需要靈活 交通網線的時鮮生產。假若我們想明白其中的演變過程，我們首先必須考慮，這種轉變不太可能是一夕之間造成的。第二，直接推論是交通網線先全面的改善，造成 農民紛紛轉作；或者農民先全數轉作，靜待交通運輸的修繕；這兩種情形都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想想人心和慾望---誰願意賠錢?

　 　因此，比較妥當的推測：這種經濟活動的轉變應是漸進的。至於影響改變的因素可能是原本的生產面臨了一兩次危機；也許是病蟲害、也許是市場需求降 低…..。不願虧損的農民可能嘗試其他的作物以求生存，轉作如果有利可圖，便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行列。當從事時鮮生產的農民增加，需要迅速靈活的公路運 輸，自然促進交通改善；交通的便利又會刺激更多的農民投入轉作，最後便造成了作物類型全然的改變。

　　這種作物區、市場區與交通網互相依存的結構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小小的變動並不會造成整個系統的失衡，長期持續的刺激才比較可能使整個結構作調整。

　 　以這個例子來說，我很清楚理解它是不能和前面討論定居的模式作對比的。地理模式中，有許多因素和環境背景是與史前時代大不相同的，比如現金貨幣和市場以 及複雜的交通網線之間的牽制關係。我只覺得這種區域整合性的研究方式，很可以提供給考古學及人類學領域做參考。理由有二：

　　在學者們關於定居的各種推論中，我們也能很明顯察覺出，其實多學科的綜合應用早就存在，而我個人對於地理學中關於經濟、決策行為和定居選擇的探討有很濃厚的興趣，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來，希望能與大家作討論。

參考書目